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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 3115字，阅读约需要 7分钟 1934年初，长春寒风刺骨，溥仪却迎来了人生中最“辉煌”的一天。 他终于如愿以偿，再次登上皇位。 但这场登基，却被历史证明是一场从头到尾的荒诞表演。文｜潇湘倦客 >伪满实行帝制，溥仪又当上了皇帝：是复辟大清，还是跳进火坑？1934年的新京（今长春），泼水成冰，冷得彻骨。
展开剩余93%但对于住在伪满皇宫里的爱新觉罗·溥仪来说，这个月是他自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，血液最为沸腾的时刻。
因为日本人终于松口了。
做了两年的“伪满洲国执政”，不伦不类，溥仪做梦都在想那个词——皇帝。
1934年1月20日，这是一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子。
这一天，在日本关东军的授意下，伪满洲国正式发布公告，决定实行“帝制”。这一决定，让溥仪第三次坐上了那个摇摇欲坠的“皇位”。
很多人以为，这是溥仪被逼无奈的结果。但翻开尘封的档案，你会发现，这是一场“想做奴才而不得，最终求仁得仁”的黑色幽默。
这是一个关于欲望、欺骗与自我毁灭的故事。
🔺溥仪和婉容在天津租界内张园寓居
龙袍下的执念
1924年，冯玉祥发动“甲子政变”，溥仪被迫离开紫禁城前往天津寓所。在这期间他与日本方面密切来往，于1932年，当在郑孝胥等遗老的簇拥下，他满怀希望地来到东北，他以为日本人会帮他复辟“大清”。
结果，关东军只让他成立了伪满洲国，并给他安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“执政”头衔。
既不是总统，也不是皇帝，甚至国号都不叫“大清”，而叫“满洲国”。这让溥仪感到失望。
但在日本人的军刀面前，他选择了“忍”。
这一忍，就是两年。
这两年里，他极其在乎礼仪细节，坚持用黄纸写“谕旨”，哪怕关东军根本不看；他坚持让身边的人喊他“皇上”，哪怕出了大门没人承认。
到了1933年底，关东军出于扩大侵略、稳定东北殖民统治的需要，认为“共和体制”不符合东方人的习惯，决定把“满洲国”升级为“满洲帝国”。
消息传到溥仪耳朵里，他欣喜若狂。
但他显然高兴得太早了。他以为的复辟“帝制”，是恢复大清的旧制，穿龙袍，祭祖宗，改回“大清”国号。
而在日本人眼里，这个“皇帝”，不过是日本天皇在满洲的一个看门护院的家犬。
🔺“满洲国执政”就职仪式
龙袍之争
1934年1月20日，伪满政府正式发布实行帝制的声明。这一纸声明，实际上就是一张卖身契。它确立了溥仪作为“满洲帝国皇帝”的身份，但也从法理上彻底切断了他与“大清”的联系。
这一天，溥仪觉得自己终于要熬出头了。然而，在这个日期的背后，是一场极其荒诞的谈判。
溥仪派出的亲信与关东军交涉，核心诉求只有一个：登基大典，必须穿龙袍，必须祭天，必须在形式上接续大清的正统。
关东军的回答很直接：不行。
日本人的逻辑很简单：你做的是“满洲国”的皇帝，是日本在满洲的代理人，不是大清的皇帝。穿清朝的戏服算怎么回事？再说了，如果你复辟了大清，那我们日本关东军算什么？
🔺收藏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诏书印本
就此事双方僵持不下，溥仪甚至闹起了情绪，表示如果不能穿祖宗留下的龙袍，这皇帝他不当了。
这当然是气话，对于有着极度复辟诉求的溥仪来说，皇位比命还重要。
最终，在1月下旬，一个极其滑稽的折中方案出炉了：
搞两场仪式。
第一场，在长春郊外的杏花村，用土堆个“天坛”。溥仪穿上他在北京花重金保存下来的光绪爷穿过的龙袍，行中国古代的祭天大礼。但这属于“内部活动”，不对外公开，只能带几个满清遗老自娱自乐。
第二场，回到勤民楼，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。这时候，必须脱下龙袍，穿上日本人为他量身定做的“陆海空大元帅服”，佩戴日本天皇赐予的“大勋位兰花章颈饰”。这一场，才是给世界看的，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。
他想要的复辟，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。他得到的，仅仅是一个日式军装包裹下的傀儡躯壳。
🔺“伪满洲国”皇宫
一场不祥的预演
如果说1月20日是法律上的定调，那么3月1日就是现实中的打脸。
3月1日清晨，长春郊外的杏花村，寒风凛冽。为了圆溥仪的“龙袍梦”，关东军允许他在这里先搞祭天。
然而，老天爷似乎都在嘲笑这场闹剧。
就在溥仪穿着那件并不合身、金线有些氧化变暗的龙袍，准备踏上临时搭建的土台时，负责礼仪的官员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：那些被强拉来的民众根本搞不清这些礼仪。
甚至一些伪满官员，看着穿着奇怪戏服的溥仪，脸上露出的不是敬畏，而是看马戏团表演般的困惑。
更糟糕的是，在这个“神圣”的祭天仪式上，关东军的吉普车和卡车就在不远处轰鸣，扬起的尘土扑面而来。
从随行人员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，那天风沙很大，溥仪的龙袍被风吹得乱舞，脸上蒙了一层灰土。
祭天匆匆结束，溥仪立刻被塞进汽车，火速赶回皇宫。
在那里，他必须迅速脱下这件象征着他所有尊严和梦想的龙袍，然后换上那套让他看起来像个日本军官的大元帅服，从此走上了那个日本人为他搭建的舞台。
权力的真空
溥仪给自己定的年号叫“康德”。
这个年号很有讲究，哪怕是做傀儡，溥仪也试图在字眼里找回一点自尊：取“康熙”的康，和“德宗”（光绪）的德。意思是承接康熙和光绪的千古一帝，寄托了溥仪“敬天法祖，重振康乾”的旧梦。
但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就在宣布复辟帝制的同时，日本人为了防止溥仪真的太把自己当回事，随即出台了极其严苛的《满洲国政府组织法》。
在这套法律体系下，虽然名义上皇帝拥有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、统率陆海空军的权力，但每一条权力的后面都跟着一个具体的限制条款：“需经国务总理大臣辅弼”。
而国务总理大臣（郑孝胥，后为张景惠）听谁的？听国务院总务厅的。总务厅长官听谁的？听关东军司令官的。
所以，从1934年1月20日确定帝制的那一刻起，溥仪就完成了一次权力的彻底转让。
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呢？
在那座名为“缉熙楼”的寝宫里，他每天早上起来打吗啡，甚至给他的皇后婉容也打，然后去勤民楼“上班”。
他的“上班”，就是坐在那里，等着日本人拿来一堆文件让他qianz，至于文件内容他无权过问，就算是过问也无权干涉。
这就是所谓的“康德皇帝”。
他没有权力任命一个县长，没有权力调动一兵一卒，甚至连他自己皇宫里的护军，都需要经过日本人批准。
最讽刺的是，后来日本人觉得“康德”这个年号也不够亲日，硬是在伪满皇宫里建了一个“建国神庙”，逼着溥仪把日本的“天照大神”请回来供奉，并强迫他承认天照大神是满洲国的“始祖”。
一个爱新觉罗的子孙，被逼着认日本人的祖宗为祖宗。这就是他在1934年拼命争取来的“皇帝”宝座。
不是悲剧，是罪证
今天，我们该如何评价溥仪的选择？
很多影视作品喜欢把溥仪塑造成一个被大时代裹挟的、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。仿佛他做的一切都是被逼的，是无奈的。
这种观点是危险的，也是不客观的。
从史料来看，在1933年到1934年这段时间，溥仪并不是被枪顶着脑门去当皇帝的。相反，他是主动、急切、甚至是以一种近乎谄媚的姿态去向日本人争取这个皇位的。
为了当这个皇帝，他可以默认日本人对东北民众的屠杀；
为了当这个皇帝，他可以出卖东北的矿产、路权；
为了当这个皇帝，他可以签下《日满议定书》，把东北的主权拱手让人。
1934年1月20日的复辟“帝制”，本质上是溥仪与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次肮脏交易。
日本需要一面招牌，来掩盖其殖民侵略的本质，欺骗国际视听；
溥仪需要一个舞台，来满足他扭曲的复辟欲望，哪怕这个舞台下全是累累白骨，哪怕是割地卖国。
他不是不知道关东军的野心，他是不在乎。在他那个狭隘的“家天下”的价值观里，只要爱新觉罗氏还能坐上龙椅，哪管他民族大义，哪管他百姓死活。
写在最后
历史没有如果，但历史有因果。
1945年8月，当苏联红军的坦克碾过关东平原，做了11年“康德皇帝”的溥仪，仓皇出逃，但不久后便在沈阳机场被俘。
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“帝国梦”，最终变成了一场中华民族噩梦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他决定为了皇冠而出卖民族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不再是皇帝，甚至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。他只是日本人找来看门护院的。
人总是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对于溥仪来说，这个代价是半生的囚徒生涯，和永远洗刷不掉的历史骂名。
而对于那片黑土地上的三千万同胞来说，193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，仅仅是漫长苦难岁月中的另一个开始。
参考资料：
《我的前半生》[清]爱新觉罗·溥仪
《伪满洲国史新编》解学诗著
————☀本文完结☀—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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